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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亭亭 馬兵:現實的“捕獲”與“深描”——論《親愛的小孩》的現實主義精神

                                        更新時間:2023-09-30 | 文章錄入:jkz | 點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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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6期《人民文學》頭題刊載了柏祥偉的中篇小說《親愛的小孩》,編者按語激動地寫道:“《親愛的小孩》用小說之體承載了有原型有實境有傳承的愛心故事。‘微公益協會’是這些故事的群體主人公,經黨的基層組織指導、牽線,他們以實際行動關愛幫助因各種原因處于各種困境中的孩子們,管治病、管吃穿住、管上學、管生存脫困和心理紓困,讓孩子們有生活保障、有親情依靠、有正向價值追求。這感人至深的新時代故事發生在孔子曾與弟子‘勝日尋芳’的泗水;道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孟子,其故里也在泗水近鄰。”確然如此,小說取材魯南農村的真實事件,傳遞了作者深切的現實關懷,本文擬從現實主義的精神層面談談這部紀實小說。

                                          一、“捕獲”現實的背后

                                          《親愛的小孩》聚焦于貧困兒童的成長問題,實地記錄了社會發展的一個真實側面,“捕獲”底層兒童沉重成長的典型事例,展現出自覺的現實主義精神,小說的細節描寫真切而傳神,自然而然地呈現出現實生活的質感。

                                          柏祥偉扎根現實,詳盡地描述了底層兒童物質匱乏、心理困苦的真實狀況。主人公小蕎4歲時父親生病逝世,母親狠心拋棄了她,只剩下年老體弱的奶奶與小蕎相依為命,勉強糊口。但隨后,奶奶也很快因病離世。這樣聽起來過于巧合的慘烈人生,卻源自于人物真實經歷。還有患病的留守兒童宋瓜秧,父母進城務工數年來沒有音訊,爺爺因沒有足夠的費用帶他去大城市看病延誤了病情,最終瓜秧失去了長大的機會。女孩豆莢的奶奶因病不能勞作,媽媽是精神病患者,哥哥是自閉癥,爸爸要照顧2個兒童和2個病人的起居,還要賺錢供應一家的開銷……社會邊緣的小蕎們、豆莢們、小米們的辛酸與孤獨、病痛與無助、掙扎與希望,在這里均得以呈現。在社會經濟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大多數人已擁有安居樂業的生活,物質極度貧窮的個案常常因為過于稀少而未能引起關注,或者因為過度的巧合而顯得“戲劇化”、過于“刻意”。但真正的現實立場不會因此而止步。

                                          小說不只是捕捉到靜止的生活橫截面,還刻畫了小蕎逐漸擺脫物質與心理困境的動態過程,捕捉到小蕎每一次成長的關鍵細節。無論是北京冬令營,還是進入縣城就學,伴隨著小蕎不斷接近城市的腳步,逐漸實現了物質上的脫困。另一面,在城市鄉村的切換之間,小說也詳盡地展現了小蕎一步步的個人心靈成長。親人的相繼離開,貧窮與苦難教會她自食其力、自強不息;拒絕高高在上的“捐贈者”的施舍,教會她自尊;晏阿姨的出現教會她人生可以有另一種活法,燃起了對未來的希望;與母親的重逢教會她理解世界的無奈……柏祥偉清晰地記錄下這一個個成長的瞬間,命運的打擊和善意的幫扶都化作小蕎成長的養料。

                                          小說里作者對于孩子們姓名的設計獨具匠心:小蕎、宋瓜秧、貓耳草、黃小米、豆莢、陳麥粒……都是以土地中生長的糧食作物命名。與這些糧食作物的相同之處是,這群孩子也生于鄉土,長于鄉土,是大地的孩子。但這些大地的孩子又都向往著城市。城市對于他們來說像是一個模糊又遙遠的美夢,如小蕎央求宋瓜秧去城里看病回來時給她畫一幅城市的圖畫,以便讓她想象出城市的模樣,城市在孩子地想象中太美好了可是又遙遠地不具形狀;城市也承載著他們對大世界的迫切渴望,就像小蕎即將前往北京夏令營的時候一樣,全村人都喜氣洋洋起來,笑意盈盈地相繼攀問;甚至城市蘊含著他們可能會獲得光明的未來,對宋瓜秧來說,城市就是延續生命減輕痛苦的希望。值得肯定的是,作品在這里沒有落入“城鄉二元對立”的陷阱,沒有為了表現城市而詆毀鄉土,遵循了人們對鄉土和城市給予人的真實感覺。”“捕獲”并呈現最真實的現實側面,鄉土有鄉土的樸實與熱情,城市也有自身所能蘊含的“治愈”的能力。

                                          柏祥偉擅于抓取真實性的生活細節,營造出了生活的質感?!队H愛的小孩》中不乏精彩、逼真的細節描寫,如小蕎在夜深獨自抓知了龜補貼家用的情景描寫:“那些呆頭呆腦的知了龜趴在草葉尖上,慢慢爬到樹干上,好像故意要讓小蕎看見似的,伸手就能拿到,這不是捉了,伸手拿就行了。”有過鄉村生活經驗或可知,其實捉魚捉蛙是很看時運的。柏祥偉的描寫乍看之下有夸張意味,但卻是他真正地深入鄉土的體驗所得,畫面感非常強,同時形象地再現了小蕎飄飄然的情緒狀態,欣喜之意與勃勃興致躍然紙上。再如那個來小蕎家里的資助者,她“探頭看了看小蕎的床鋪,掀開鍋蓋看了看小蕎吃的剩飯。”皺著眉頭對自己女兒說:“寶貝,你要認真學習啊,不然你以后也會過上這樣的窮日子!”用幾個日常的動作、幾句習以為常的語言就表現出她對小蕎的嫌棄、輕蔑和無禮,勾勒出一個呼之欲出的反面人物。愛心于她而言不過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施舍,以捐贈為名,實則是在滿足自己的優越感。又如,奶奶的耳朵有些聾,小蕎大著嗓門回應奶奶,“喊聲很響,嚇得正在地上蹦跶的麻雀都飛跑了”。勾勒出一幅生動、真實的生活場景。老年人耳朵不好是常事,麻雀受驚突然飛跑也是常事,雖然是一個極其簡單的生活畫面,讀后卻總在腦中揮之不去。成功的“捕獲”手段使小說處處充滿現實生活的底色與質感,隨意自然,又十分真實。

                                          在這篇紀實小說中,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捕獲”現實的能力。在尚不能創造出更高層次的抽象的真實的情況下,“捕獲”現實不失為一種穩妥的方式。本節從小說創作的內容出發,發現作者從真實事件中“攔截”出不少素材,“捕獲”出現實生活的質感和具有典型性的故事。而在“捕獲”現實的背后,是現實主義精神的融注。

                                          二、“深描”現實的穿透力

                                          《親愛的小孩》中,作者深入小蕎所在的泗水鄉村的生活環境,以小蕎的視角進行觀察,運用人物各自的語言方式和思考方式進行表達;并做到以小見大,透過微觀的事件,發掘更深層、更宏大的社會議題。真正實踐了“深描”采用當事人的視角、深入文化語境、探究背后文化意義的要求。

                                          柏祥偉在作品中很好地做到以小蕎的視角展開生動敘述。如小蕎的這一段心理描寫:“好像是刮過一陣風,下過一場雨,天晴了,陽光出來了,媽媽就像地上的一汪水,不知不覺地消失了。”一個孩子,無法理解母親離去背后那些復雜的社會根源,那些心底百轉千回的權衡、辛酸與掙扎。小蕎只能以日常生活中自己看到的、感受過的雨水被曬干的情境去理解母親的離去,柏祥偉精準地把握了兒童理解世界樸質的、具象的方式。再如:“小蕎踩著自己的影子往前走。她走一步,影子便往前挪一步。小蕎走得越快,影子跟著挪得越快。小蕎想到了老師教的一個成語:形影不離。這個成語多好啊……”孩童總是能夠在普通的事物中找到樂趣,踩影子的細節呈現出兒童幼稚可愛的行為舉動與天真的狀態。柏祥偉融入小蕎的內心深處,真切地以她的視角去感受生活的苦難,去傳達小蕎只能與影為伴的缺失與渴望,失落與孤獨。這兩段字里行間充滿朦朧的童稚感,又生成一種淡淡的憂傷的氛圍,使讀者跟隨兒童的視角自然地進入故事深處。

                                          如果將小蕎和奶奶的細節描寫對照來看,不難發現她們相異的語言模式與思考模式。在奶奶送給公益組織成員竹筐被拒絕時,“她癟了癟嘴巴,愣怔著說,您們這是當年八路軍的傳統呢,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與小蕎的童稚感不同,奶奶回答的語言非常陳舊,仿佛回到了建國前后的語言模式,但作為一個長久待在鄉村、落后于時代變化的老年人,這段語言描寫就很相符合了。再如,當小蕎問奶奶怎么才能奔上好日子時,奶奶說:“日子是一點一點過好的,就像土多了就成高山了,水多了就成大海了。”年少時總是耐不住性子,恨不得一下子就能實現愿望。而奶奶的話卻很樸實,是鄉村老一輩經過風霜洗禮后沉淀下來的樸素道理,深究下來正是生活的邏輯。文中不乏這種看似隨意實則精深地刻畫,并且還能夠在不同模式下自如切換,得心應手,背后離不開作者在魯地鄉村的深耕。

                                          僅僅“捕獲”表層現實片段是不夠的,還需把現實的復雜與多面一起呈現出來。柏祥偉曾在評論其他作者的創作談中提及:“如果能讓讀者悲喜交集,能感受到柔軟的堅硬和溫暖的疼痛,能確切地體察到人性最悲憫的力量,這樣的小說其實已經是一篇優秀的小說。”在他的小說里柔軟與堅硬、溫暖與疼痛常常同時具備,充分揭示了現實生活中的不同面向、甚至是兩個相悖面向的混雜與交叉。小蕎無疑是一個年少又無所依仗的柔弱女孩,但卻一步步磨礪出一顆勇敢堅韌的內心,柔中有剛是為“柔軟的堅硬”。親人的相繼離世與極度貧困的壓抑給她帶來了難以言說的疼痛,這種疼痛伴隨著母親的離棄驟然加劇。但是當小蕎脫離困境重遇母親時,她卻沒有憤怒地苛責母親。成熟越多,也就理解越多,小蕎開始明白母親殘酷背后的無奈,也因此沒有一絲猶豫地同意去醫院檢驗骨髓是否能夠與母親配型,救母親性命。正如篇尾歌曲中所唱的那樣,小蕎的心底開出了一朵花,讓她能夠有勇氣去面對命運的風霜刀劍,也讓她能夠共情眾生在各自命運中的奢望與掙扎。因為有了這朵花,疼痛竟也可以蒙上一層溫情的氣息。作者在表現出小蕎成長歷程的同時,并將對個體溫情的體恤匯進小說創作。

                                          《親愛的小孩》布滿苦難敘事,但主人公卻沒有被苦難吞噬、磨滅掉意志,也沒有站在道德的制高點進行激烈的指責與批判,流露出柏祥偉溫情脈脈的現實關懷。這種溫情并非只是針對底層兒童個體的關注與體恤,就像小蕎最后的頓悟那樣,更有對貧困眾生的悲憫與寬容。“深描”賦予柏祥偉一種穿透力,透過微觀的貧困兒童的脫困之旅,展開貧苦眾生層疊錯落的不易與無奈,折射出世界的參差。這也是“深描”背后所隱含的深層現實意義,展現出柏祥偉跳出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與時代對話的精神與能力。

                                          三、在紀實與小說之間

                                          《親愛的小孩》是脫貧攻堅主題下的一部作品,可貴的是其避免了空泛的主旋律的宣講,內容真切感人,深受讀者喜愛。翻閱《人民文學》公眾號的讀者評論,讀者既欽佩于柏祥偉對“生活的洞察力”,刻畫出“真實而立體”的人物、十足的“生活鏡頭感”,使讀者置身故事之中。同時,讀者也感慨于柏祥偉賦予故事的精神力量與情感溫度,動情于那些困苦之中的“光與暖”、“愛與善”。細膩的洞察與悲憫的精神交織雜糅,共同融匯成這個令人動容的故事,在讀者心里“發酵,蓬松,蔓延”,“回味無窮”……實際上,之所以能使讀者在這兩個層面感觸良多,要依賴于作品中營造的紀實與虛構之間的張力。

                                          《親愛的小孩》作為一部紀實小說,均衡紀實與虛構兩股力量是其必須完成的課題。紀實小說游走于非虛構性敘事與虛構性敘事文學的交叉之處,在紀實方面要求“生活形態的真實”、“不虛美、不隱惡、實錄直書”。另一方面,紀實小說也不排斥發揮作者的想象力和創造性,允許表達作者自身的情感傾向與價值導向,兼具紀實作品與小說的創作特征。在紀實與小說之間,《親愛的小孩》如何均衡兩股力量,展現出紀實與虛構之間的張力?

                                          眾多紀實性細節的鋪墊,“成全”了虛構的合理性。柏祥偉依靠“捕獲”的方法,為故事奠定了一個扎實、真切的生活基底。他紀實了眾多具體的社會問題,把小蕎媽媽狠心拋棄她、精神病母親與自閉癥兒子、進城務工父母選擇性遺忘留守老人和孩子等這些社會丑相直書出來,不曾隱去那些生活殘忍的側面和人心之惡。“捕獲”現實片段、“深描”現實細節還詳盡地描寫了人物的行為邏輯和成長歷程,展開一幅幅逼真的生活場景,為作品增添了細節叢生的生活質地。在這些紀實的地基上,虛構方能平地起高樓?;仡櫚叵閭ヒ酝淖髌?,不但紀實小說如此,即便是在他的《羊的事》《火燒》等眾多虛構作品中,他也會用紀實性的方式復現出詳細、具體的生活細節,為虛構做好鋪墊。如《火燒》在虛構的故事開始前,會先講泗水火燒的特色,火燒攤子的狀貌,火燒的名字由來,圍繞火燒的地區世情等。從做燒餅的方法就能折射出一個人物的性格來,魯南風土的真實感、厚重感撲面而來。這一份厚重感,熔鑄了柏祥偉的生命體驗,非“深描”而不可得。在構筑出一個實在的、接地氣的生活背景后,讀者會更加愿意相信,在魯南的火燒攤子前真的來來往往過那些人,真的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故事。

                                          虛構給予作品縱深思考的可能,避免流于紀實表象。柏祥偉也覺察到紀實的局限性,他認為小說不是“把生活里的所見所聞和盤托出,或者把生活里發生的事情編織成一幅似曾相識的畫”。如果只是“用文字來重復現實生活,試圖讓別人相信自己的經驗”,這并不具備“寫作地基本意義”,不應該是作者去努力的方向。歸根結底文學是一種創作活動,而非記錄。

                                          其實,《親愛的小孩》中每一步紀實,都伴隨著亦步亦趨的虛構。作品中,扶貧案例的始末、小蕎人物原型、鄉村生活環境這些真實細節,無一不是經過作者思考后的主觀地刪選。小蕎為詳,其他孩子為略,也同樣伴隨著作者個人化的理解與側重。小蕎的典型性在于,她的成長節點非常明晰,從父母離去與奶奶相依為命,到奶奶去世成為孤兒,到接受幫扶獨立上學,再到找到患病的母親……成長的因果關系可以梳理得很清楚,有步步深入、不斷縱深挖掘成長真諦的可能,外部幫扶與個人努力相結合的成長路徑也是作者對社會問題的一個解答。此外,“深描”賦予作品以小見大的穿透力,使柏祥偉從表層生活向深處發掘下去,從對小蕎個人的關注,到對貧困兒童群體的關注,再到對于眾生普遍的同情與關切,一步步生長出比紀實更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

                                          借助“捕獲”與“深描”的交替,柏祥偉均衡了紀實與虛構之間的力量,既不使紀實缺少虛構,以致浮于表象;也避免虛構缺少紀實,以致流于虛假。在這里紀實與虛構共同作用,達到一種精妙的真實,更好地傳達出作者源于生活、高于紀實的現實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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